服装设计与当代艺术中的观念性
  • [Design & The Concept In Modern Art]
    文/韩兰 四川美术学院服装系


      人类活动总是具有一定的目的性。我们有了房屋遮风挡雨,有了汽车日行千里,我们还要让它们的外观形态各异。当我们有了纺织品抵御风寒之后,也不就此作罢,总是想着法子让它们千变万化。如果要探究服装的来由,学术界有不少的说法,但总的说来也不过“实用”与“审美”两个大类。实用,属于生理范畴;审美,则是精神上的东西。而人们对于精神上的需求,往往超过了生理需求。于是,遮蔽我们身体的服装总是在社会和流行等因素的驱使下变换着形态。
      可是当有些设计作品出现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样去面对和解读呢?设计师胡赛因·查拉雅(Hussein Chalayan)发布了这样的一系列服装:他在沙滩上支上了三根小棍,棍之间连着一根线,而模特就一丝不挂地站在由三个棍和线圈起来的范围中间。这就是他推出的服装。这可能会让很多人不知所措,甚至觉得不可理喻。这样的服装还算服装吗?它已经超出了所有的日常经验,并且也脱离了常规的审美领域,对服装的定义已经被彻底颠覆了,留下的既是对旧观念的质问也是对新观念的思考。因此,我们要理解和解读这样的服装,也许应该在当代艺术的领域中去寻找答案。
      要讨论服装艺术中的观念性,我们要了解当代艺术对服装设计带来的影响。在这之前,我们也应该清楚,艺术对服装的影响是由来已久的。

    历史的渊源
      艺术对服装的影响只是众多影响因素之一,但无疑是最具营养价值的。无论是充满宗教色彩的中世纪,还是奢侈豪华的洛可可时代,服装的造型线条,色彩韵律始终同当时绘画、雕塑、建筑的风格息息相关。要讨论这些问题,我们不妨把目光聚焦在欧洲。这里不仅掌控着当今时尚的话语霸权,同时也是当代艺术的前沿阵地,并且服装史和艺术史都保存地相对完整。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服装体系逐步建立,与艺术之间的联系也日渐紧密,从历史的线索,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典型的例子。

    服装的“S”形时期和“新艺术运动”
      十九世纪的“新艺术运动”将图案的装饰感发挥到了极至。而流动的S型(如弯曲的花梗、枝叶等)则是构成这些造型的主要元素。这样的艺术思潮也影响到了服装的造型。这一时期的女装摆脱了沉重的撑裙,开始还原女人体的自然形态。

    “野兽派”与鲜艳的色彩
      受后印象主义影响的野兽派画家,用强烈大胆的色彩,单纯化的线条做夸张的描绘表达内心的情绪。这样的风格对20世纪初的服装发展产生了影响。如当时震撼服装届的设计师保罗·波烈设计出了色彩浓艳,具有戏剧效果的服装。而野兽派画家杜飞则是直接将大胆的艺术实践运用在面料的印染上,他设计的真丝面料色彩艳丽,图案奇特。

    超现实主义、立体主义与30年代的前卫服装
      现代服装体系建立以后,设计师与艺术家的交往逐步加深,并相互影响。迪奥、夏泊瑞丽、纪梵喜等设计巨匠都有着很高的艺术修养和绘画功底,著名的服装设计师夏奈尔与毕加索是好朋友,夏泊瑞丽与超现实主义画家达利等人有着很深的交往。这样的艺术背景导致了30年代出现非常前卫的服装,如具有超现实主义的帽子和礼服以及“破烂装”的出现等。而这些前卫的服装在60年后依然前卫并继续流行。

    关于“观念”
      在这里,不得不提的是艺术家杜尚。他将整个艺术的发展带入了“观念”的时代,将艺术从审美的狭隘僵化并陷于流派之争的历史中解放出来,重新定义了艺术的含义并使其成为为思想服务的手段与媒介。这一深刻的变革使艺术家从关心人性,关心社会,关心文化的角度出发完成作品,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感官感受或单纯地讨好视觉。
      观念艺术深刻地影响了之后的艺术发展,直到今天。它拓宽了艺术表现的形式,除了架上作品,还出现了装置、影像等新的手段。此后,服装设计师和艺术家的界限也变得模糊起来。很多服装设计作品出现了,它们亦不同于以前的服装,设计师在它们身上赋予了思考和意义。它们不能被任意一种风格所界定,它们是可被解读的,并且也很难区分它们是一件衣服还是一件前卫的艺术作品。或许我们可以把它们理解为带有观念性的服装。
      让我们看看杜尚的一些作品。他是第一个利用现成品做艺术作品的人,而服装本身的实用性是否也可使其被称为现成品呢?如果成立的话,那些承载了设计师思考和观念的服装作品,是否也可以被划入装置艺术品的范围呢?
      第一件应该是杜尚最著名的作品《泉》。他为1917年的独立艺术家协会展览送去了作品——一个小便池。惊恐的组委会成员拒绝了这件作品的展出。而数年后,这成了美术史上的里程碑。也许有人会认为,这只是个西方嬉皮士的精巧玩笑。却不知,它很好地呈现了杜尚的观念:用非艺术品代替艺术品,对以往人们深信不疑的艺术定义发起挑战并彻底解构。由此我们再来理解胡赛因·查拉雅的“服装”也就容易得多了。他无非也是进行了一次杜尚似的思考,将服装的概念进行了彻底解构,并借此引起人们的反思:究竟什么是服装,或者服装还有什么样的可能性?到这里,无不与中国传统佛家思想相印证,“真空生妙有”,只有先把自己从已有的“服装”概念里解脱出来,才可能没有束缚地用新鲜的头脑进行创造。
      还有杜尚花了八年时间制作的作品《大玻璃》。他放弃传统的画布,在玻璃上制作成类似于机械制图的画,既没有激情的笔触笔调,也没有刻意优雅的形式。这是服务于思想的工具,而不再是取悦视觉的东西,它的创意比起形式本身更值得探讨。1945年,《大玻璃》成为了美国版的VOGUE杂志的封面。由此也可以看出,时尚或服装艺术总是与最新颖的艺术方式、最具智慧的思想相平行。因为它们都有着前沿和指导的特性。
      谈论杜尚的意义在于他对艺术从观念上进行的彻底革新,使其后的艺术发展可能无限。并且他所提倡的艺术创作中的观念性深刻地影响了其他的艺术门类,当然也包括了服装艺术。

    当代的观念性服装
      在当代艺术的影响和相互作用下,世界顶级的服装设计师们早已以艺术家自居,创造出的作品更具观念性和思想性。当然,这样的服装与日常成衣有本质上的区别。

    胡赛因·查拉雅的《起居室》
      年轻的土耳其设计师胡赛因·查拉雅被誉为概念时装秀之王。在他的设计中,服装往往是高度概念化和具有政治倾向的,他深受建筑理论和科学技术的启迪。2000年春天,他在伦敦上演的“起居室”时装系列是一次典型的服装艺术行为秀。
    “这个项目和家具无关,”他在这次的发布之后说到。“这个系列讲的是在战争爆发的时刻离开家的情形。起居室就像一个人的衣橱。你怎样把你的物品藏起来并随身携带?这部分跟我的背景有关——我来自分裂的塞浦路斯——部分是因为科索沃。”
      这次发布上,他将一个通常的起居室的日常的家居摆设在瞬间幻变成服饰:扶手椅的套子变成连衣裙,圆桌变成裙子,模特们轻而易举地穿上身,走下台。时尚评论家们称这场演出为他们见过的最精彩的时装秀,查拉雅也因此连获第二个英国年度设计师奖。


    三宅一生与艺术家的跨界合作
      三宅在他的作品里打破了服装只与人体发生关系的陈旧理念。他认为服装的概念没有界限,并且可以和任何艺术门类相通。同时,他请来日本艺术家森村泰昌和摄影师荒木经惟,美国雕塑家蒂姆霍金森以及在纽约工作的中国艺术家蔡国强,不仅深化了服装与其他门类艺术间的交融,同时也取得了很多意想不到的视觉效果。与蔡国强的合作中,三宅用最奇异的方法获得了不同寻常结果。他在展览上还安排了一场表演:蔡国强将超过五十件褶皱的衣服排成了一条龙形,然后用他标志性的武器——火药,将衣服炸了。

    Yinka Shonibare与殖民文化的反思
      英国艺术家因卡·索尼巴尔(Yinka Shonibare)曾经这样说:“我要为看起来最没有立场的布料赋予了沉重和丰富的政治、社会、历史和文化蕴涵。”他生于伦敦,却在尼日利亚度过了童年。他的作品暴露了殖民文化对殖民者和殖民地的影响,他称自己为“后殖民的混血儿”。
      他的作品中常出现一种非洲西部的纺织品,它们的图案和颜色是非洲的,制作工艺却是印尼的蜡防印花法。英国人采用这种制作流程,在英国北部设厂雇佣亚洲人进行生产,又向非洲西部出口。他利用这种具有浓郁非洲气息的布料做成维多利亚式裙衬和女式紧身上衣,原本严肃和带有禁忌性的服装被转化成明亮、热烈、华丽甚至艳俗的雕塑;在展示方式上,模特摆出各种夸张可笑并带有挑衅性的姿势。通过这样强烈的反差,索尼巴尔对西方世界对“高尚”艺术和“非洲艺术”的传统界定,提出了尖刻的社会批评。因此,在2004年英国艺术的最高奖项“特纳奖”的评选中,因卡·索尼巴尔被提名。

      由此可以看出,艺术史对服装史的影响是源远又深刻的。而艺术发展到今天,在观念性和思想性方面有了更深层次的探讨,这样的思路和方向,无疑对于服装设计也是很有帮助的,它同样扩大了服装艺术的内涵与外延,使得设计师可以从中获得源源不断的资源与能量。在创新方面,为服装设计的发展开辟了更新的领域和空间。